图①：程瑞芳日记。

图②：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妇女正在学习纺线。

图③：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图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

图⑤：11月30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现场，夏淑琴手捧花束祭告家人。

泱 波摄

图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杜 懿摄（人民视觉）

图⑦：12月2日，一批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书发布。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今年12月13日是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近日，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今年共征集各类文物史料573件（套）。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不仅有西方留守人士对难民们的保护，还有中国同胞的守望相助。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国家记忆和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连红介绍，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记录，有1500名中国人直接参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们不仅承担大量具体工作，还要避免被日军施暴。至暗时刻，中国同胞救亡图存，写就了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南京陷落

日军对南京的轰炸从1937年8月15日便开始了，敌机从东京出发对南京发起空袭。

首次空袭南京的是木更津航空队，航空队中一个叫阿部信夫的士兵后来在《支那事变战记·海军航空战》中记述了当天的情形：这天上午9时半许，我“海之荒鹭”越海长驱，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南京上空。……许多炸弹从云中落下，敌军狼狈不堪，南京市民惊愕不已，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也不奇怪。

在鼓楼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威尔逊医生常被空袭所困扰，他在10月28日给夫人的信中写道：空袭总数达到82次。

到了11月，经过数月空袭后，南京已经变得混乱不堪。此时，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20多位国际友人与中方人士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约翰·拉贝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划定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等占地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设立了约25个难民收容所。

但日本政府对“南京安全区”的设立表现出了明确的拒绝态度。12月3日，德国大使馆从汉口发来的电报称：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在南京设立任何保护区或要塞区”。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东京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于12月4日作出的关于南京安全区的正式答复，对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的建议再次给予拒绝。

12月13日，中华门失守、太平门失守……日军从不同的方向攻入南京，南京沦陷了。

救济难民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42岁的舍监兼英文教师姜正云因家庭负担重没有随校西迁，选择留校护产。作为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所长，他和80位助手最多收容了1.5万名难民。

由于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安全区，“扫荡”也将其包含在内，如步兵第七联队三个大队及配属的战车中队的“扫荡”区域地图标记几乎与安全区重叠。

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小林四郎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那一天，我们连到难民区内的一座大楼去清查难民身份，凡形迹可疑者当即予以扣押……检查结果，有几百人被视为“可疑分子”。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上海、常州等地的难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南京人……他们在日军的押解下走向玄武门……八挺机枪一齐开火，刑场内顿时血肉横飞，连距刑场50米开外的日本兵身上都溅上了死者的鲜血。

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在安全区内蔓延，即便这已经是南京城内最安全的区域。

“今天晚上，日本兵为了进一步搜寻少女，闯入了我们的宿舍。到处都充满了呜咽声。我毫无任何方法阻止她们哭泣……我一边流着愤怒的眼泪，一边在写这封信。”12月17日，姜正云致信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菲奇。当天，日军在金大附中强奸了8名妇女。

正是在这一天，侵华日军在中山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沿着街道走到国民政府门前，道路两侧的士兵挥舞着手臂，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狂欢。之后，日军更加暴虐。

当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称“金女大”）舍监程瑞芳悲痛难眠，在日记里写下血泪见闻：“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彼时，程瑞芳已经62岁，南京沦陷后，她与金女大难民收容所所长美国人魏特琳以及陈斐然组成“三人紧急委员会”，被魏特琳称为“优秀的将军”。作为南京唯一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的难民收容所，金女大收留的难民最多时达1万多人。

程瑞芳的孙子程国祥生前回忆：“她说都走了，学校就没人看守。自己年纪大了，不想走，就留下了。还有魏特琳也没走，她们一起在难民所看护难民。”

由于金女大只收留妇孺，金大附中收留的女性较多，日军对两处的滋扰尤其频繁，日军不仅在校园内强奸妇女，还将妇女从校园内强行掳走。

为了保护女性难民，在姜正云安排下，40余名妇女藏在钟楼地下室，这个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成5个隔间，通过墙上的出气孔透气，由专人送饭。

金大附中没有西方人驻守，只能靠姜正云带着工作人员跟日军周旋，经常遭到谩骂甚至殴打。《拉贝日记》曾引用贝德士的书信称，1938年2月22日，日本兵前来索要劳工，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满足，就对所长姜正云拳打脚踢。

除了最大可能保证难民们的安全，收容所还要负责难民们的伙食、卫生等。

金大附中设置了粥厂，有专人负责做饭，一般是一天两顿稀饭，每人一大碗。1938年1月3日，由罗威（音译）等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前往金大附中全面检查，对姜正云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舟共济

安全区内尚且艰难，安全区外的境况更不言而喻。

“杀猪匠”王恒山一家仅能温饱度日，因为舍不得积攒的一点儿家业，他没有去安全区而是留在了汉中门附近的家中，这里正是日军集中屠杀中国同胞的地点之一。时不时地，王恒山便能听到机枪的扫射声和被害同胞的呼喊声，他拳头握得咯咯直响。等枪声渐停，日本兵检查处理完现场离开之后，王恒山便出门寻找还侥幸活下来的人。

淮安人田山是黄包车夫，逃到安全区的他与其他难民一起被日军驱赶到汉中门集体屠杀。田山颈部受伤，被王恒山救助，数日后，田山伤口流血过多，有生命危险。王恒山遂冒险通过敌人岗哨到安全区，将田山的妻子接到自己家护理田山。两个月后，田山康复，又由王恒山作保为田山夫妇筹借路费，并由王恒山的妻子谷氏护送他们返回淮安。

因为救助了很多人，王恒山自己都记不清一些名字。至暗时刻，涌现了一批类似王恒山的义士。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南京本地的慈善组织积极活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协助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一方面承担起掩埋同胞尸体的工作。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便是其中之一。1937年12月，许传音应邀参加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难民的住房工作，同时还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

红卍字会设粥厂两处、诊所两处，开办粥厂的米、煤等实物及相关费用，都由许传音与安全委员会逐一沟通，并不时亲自护送粮食到难民聚居点。另外，红卍字会从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不到半年时间，红卍字会共埋尸4.3万余具，并留下了详细的掩埋记录。

伪政驱民

1938年1月1日，由日军扶持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日军试图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驱赶难民回家，但遭到国际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但迫于日本压力，收容所不得不渐次关闭，拉贝也不得不离开南京。

1938年2月21日，即将离任回国的拉贝在告别演说中说：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1938年5月，尚有6个收容所开放，金女大和金大附中都在其中。5月15日，金大附中贴出了姜正云手书的布告，宣布收容所将于5月31日解散。

由于滞留金女大的女性多为无家可归且生活十分贫困的人，程瑞芳便组织她们在金女大的家政班一边上课，一边做工，直到她们能够独立谋生。

在繁忙的救济难民间隙，从1937年12月8日到1938年3月1日，程瑞芳还将几乎每天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写入了日记，共3万余字。

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留守南京的人们仍坚信中国将取得最终胜利。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金陵大学图书管理员邰常仁（音译），偷偷将西方人记述的日军暴行用打字机打了出来，并在装订前言里写道：我相信我的祖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正义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5月，中、苏、美、英、法等11个国家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审判持续了两年半多。

程瑞芳因为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但其向法庭提供了书面证言，被列为第308号法庭证据。她在证词中写道：“本人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1万多妇女和儿童。”随后，她列举了亲眼所见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证人出庭的许传音用流利的英语与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伊藤清问：“安全区的建立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即外国人惧怕在从南京撤退时遭到中国军队的抢劫从而造成破坏呢？”

许传音答：“不，根本不是，和那没有任何关系！你在指责这些善良的外国人，这太差了。你知道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才建立了安全区。”

在许传音的缜密回答下，刁钻的伊藤清终未找到有利证据。

1947年的南京审判中，许传音还两次出庭报告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他所提供的红卍字会埋尸4.3万余具的证言被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采用，成为将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判处死刑的重要证据。

证史待昭

今年11月30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又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遇难者名单墙前祭奠家人，96岁的她在家人的搀扶下献上菊花，用颤抖的双手为家人的名字“描新”，悲怆的神情停留在了她8岁那年，一家9口人7人惨遭杀害。

“88年了，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不敢承认南京大屠杀？”夏淑琴还在等待，等待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大屠杀，给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一个交代。（本报记者 尹晓宇 杨俊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及张连红、郭必强、刘燕军、杨雅丽为本文提供学术支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2月11日 第 05 版）